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答案都是否定的。甚至走在路上，想要见到下肢残疾者也很难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少数群体—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
为何在职场中，他们就成为了少数人？是公司无障碍设施做得不够好，还是招聘有门槛，他们够不到？已经有太多这样的故事，在这篇文章里，我们依旧不试图回避这些问题。
但这一次，我们并不想讲述行动不便者的悲惨故事。他们不必以惨兮兮、苦哈哈、四处奔波声讨权益，失业在家熬日子的形象出现——不管是在讲述里，还是在真实的生活里。
不得不承认，保障行动不便者的工作权利，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从招聘标准、工作条件，到薪酬福利、晋升机制，不平等的现象依旧普遍。
但另一种可能性也真实地存在着，或许光芒不够耀眼，却也能照亮黑暗，指引一种新的方向：公司应该有能力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，残障人士也有价值、有能力满足公司的需求。我们大家可以，并且正在打造一个平等包容的环境——行动不便者虽与正常人不一样，但这不影响他们实现任何事。
“提出这样的改造需求，公司会批吗？”以前，程子总是担心自己的要求会给公司添麻烦，甚至被拒绝。甚至她想，忍一忍算了。
然而，障碍不会因为忍耐而消失。双腿无法站立的程子，需要依靠电动轮椅出行。进入楼层办公区时，她要在刷开门禁后，一边操纵轮椅，一边拉开玻璃门。单扇门不仅很窄，难以通行，而且还会自动回弹。卫生间有台阶，她只能自备一个小凳子，先把它放进隔间，用手撑着坐上去，才能转移进去如厕。公司一向厉行节约，有些问题程子想着自己也能解决。大楼入口处有一级台阶，她入职前就来这里踩过点，自费买了两个缓坡放在门口。
显然，这不是她第一次遭遇这些困难。上学时，她就必须忍受坐轮椅带来的诸多不便。工作后，实现无障碍似乎依然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。
细心的同事看到了她的不易，在公司内网发了帖，呼吁行政部门进行改进。公司很快做出了行动，在大楼门口安置了新的缓坡，改造了门禁和残疾人卫生间。
笑舒也是一名依靠轮椅出行的员工。和程子不同的是，他选择了主动发声。去开会的途中，他的轮椅总是被一段石板路的缝隙卡住，经常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来帮忙。一开始，他在心里犯嘀咕：到底值不值得公司给我花钱？而且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尽管有些顾虑，他还是在公司的内部论坛提出了自己的需求。令他惊讶的是，行政十几分钟后就做出了回应；紧接着，他们不仅在周末翻新了那段路，后来还对园区进行了其他40多处改造。
程子和笑舒无疑是幸运的。有一定的问题难以避免，但只要有人发声，就会有改变的可能性。但有时，发现需求、提出需求本身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坐轮椅的Zoe，是另一个企业的员工。她说自己从来就没坐过公司的班车，因为轮椅没法开上去，自己也不好意思每次让人帮忙抬。办公楼后面有一座小花园，她一直想去那里逛逛，但因为入口处有好几级台阶，她也只能在周围张望，始终没有请别人帮忙进去。
这些需求在Zoe看来，“可以有，但没必要”。“说不想肯定是假的，但这好像也不影响工作，所以我也就没好意思提。”Zoe语气腼腆，但同时也透露出一丝无奈。让公司大费周章，已经令Zoe有所顾虑，要是只为了她一个人，更会加重她的不安。
但少部分人的需求，就可以被忽略吗？怎么让它们被无所顾忌地说出，或在说出之前就能被满足？
Cora是一名独腿女孩，原先在公司的Diversity（多元化）部门工作。他们会定期向残障员工发放调查问卷，询问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。“有一位患侏儒症的同事就反映过，打印室的复印机太高了，他根本够不到所以没法操作。”Cora说，自己作为一名行动不便的人，之前也绝对没意识到这一点，“其实很多时候，只有本人才能察觉这些不便利的存在”。
Diversity部门，在中国的公司尚属于一个小众的“舶来品”，它的设立，就为了协调员工的多样性。公司里有男性也有女性，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，有健全人也有残疾人……大家虽然有差异，但企业应当营造一种平等包容的环境，让每一个人都方便发挥自己的长处。
这种便利，会从到达公司的第一刻开始。Cora拥有C5驾照（一种专为残障人士颁发的驾驶证），平日自己开车上下班。她会把车停在园区专门的无障碍停车位，这个车位不仅四周宽敞，而且就在离公司出入口最近的位置。如果不会开车，行动不便的员工还可以向部门申请打车费。
进入公司之后，一路上也可以是畅通无阻的。程子参观过另一个办公场所，是轮椅姐妹佳雯工作的地方。一路上都没有门槛，台阶旁边也配有缓坡。即便是生产车间，轮椅也可以无障碍地穿行。食堂里，取餐的台面很低，佳雯坐在轮椅上也可以很轻松地拿到饭。无障碍卫生间配有自动开门的按钮；会议室的门很轻，一只手就能推开。
佳雯所在的公司无障碍设施做得如此完善，这让程子感到有些惊讶。在过往的经历中，程子每到一家企业，和行政打交道就是家常便饭。“大门进不去、厕所上不了、会议室有台阶……我每次都要忐忑地提交申请。但后来我意识到，公司有义务为员工提供便利舒适的环境，而不是员工要适应这些门槛和障碍。”她把自己争取权益的故事做成视频，发在社交平台上，鼓励大家表达自己的需求，和公司一起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。
实际上，在问题发生之前，公司就完全可以准备好应对的策略。佳雯所在的公司在全球多国设有工厂，因此拥有对标全球的无障碍标准。在建设之初，公司就考虑了各个工作场景是否能满足行动不便人士的需求，消除了一系列潜在障碍。甚至连班车都有三种不同的预案，残疾人可以申请使用配备了液压升降机的MPV车型，即便坐轮椅也可以方便地上下车。
对于企业来说，做各种无障碍改造，准备详尽的预案，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。花费这么多，企业到底为了什么？
如果上网搜索“企业招聘残障人士有什么好处”，答案中一定会提到，公司可以享受税收优惠、少缴或免缴残保金，不同的地区还会有其他各种优惠政策。所以，一些企业会有残疾人招聘的指标。
“有的人残疾程度比较轻，达不到申领残疾证的标准，因此被残联注册认证的残障人士并没有那么多，有时就业市场上甚至会出现‘供不应求’的情况。”从事人力工作的Lucas坦言。“有些公司企图以‘挂证’的形式获得政策优惠，但我们想真正地给残障人士提供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价值。”
用户运营、软件开发、财务法务……行动不便的人其实可以胜任很多健全人能完成的工作。Lucas最近招聘了一位跛脚的女孩，在培训部门负责文档整理和课程支持，“适应得非常快，工作能力也很优秀，和一般的员工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现在，Cora在公司主要负责供应商相关的管理工作，免不了要出外勤。虽然因为失去了一条腿，需要依靠拐杖走路，但外出对她并非难事。“我从小时候就拄拐，所以也挺习惯的了。我走起路来其实可以很快，而且也会开车，完成公司交给我的任务没有任何问题。”
让公司发现残障人士的价值，绝不只能依靠他们的自证。从前在Diversity部门工作时，Cora还做过很多针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培训。他们从国外引进课程，进行翻译、定制，从而让管理层打破偏见，树立起正确的认知——作为Diversity的一种表现形式，Disability其实是一种独特的Ability。
下传到岗位需求，不少公司原先有专门的残障岗；但渐渐地，所有岗位都在向残疾人士开放。“如果因为一点瑕疵就错过美玉，那就太可惜了。”负责招聘工作的Florence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她所在的公司就做出了这样的转变。在面试时，Florence会询问行动不便的候选人是否需要特殊的设备支持。工作的内容和难点，她也会提前与候选人沟通好，以确保职位符合期待，他们能有良好的工作体验。
除了接受行动不便人士的岗位投递，企业也在主动招揽人才。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Florence会让残疾员工在自己的社群中转发招聘广告，鼓励他们内推。公司和残联的就业指导中心也有合作，还定期在一些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举办招聘活动。
打开Cathy的简历，在第一部分就能看见她对身体情况的简述。对于坐电动轮椅的她来说，行动不便这件事并不需要遮掩。相反，这可以成为她求职时的一个加分项。“我认为这是自己的优势而非劣势。因为我能克服比常人更多的困难，拥有满足岗位需求的能力，可以争取这个工作机会，说明我至少并不比普通人差，甚至我还有更强的抗压和耐挫能力。”
身为HR的Lucas也有相同的观点。根据她的观察，近几年前来应聘的残障人士越来越自信，而不是“央求”公司给自己一份工作。“我们不会因为身体缺陷给一个人打负分”，在招聘过程中，Lucas和团队更多会关注候选人的能力和素质，是否与岗位相匹配。他们不会因为求职者是残障人士，就把考核的难度降低，“该问的全都会问”，因为“一个公平的机会，是他们能平等融入公司的开始。”
入职之后，一切也依旧如常。在Lucas任职的企业，每一位新员工都会有buddy（同伴）帮忙适应新环境。她记得，跛脚的新同事刚来公司报到时，自己正在忙着开会。“我就通知到她的buddy，新同事来了，你可以带着姑娘在大楼里转转，熟悉一下。”二人并没有需要额外的帮助，所有的流程也和平常无异。
Lucas一直提倡把行动不便的员工当作正常人看待。当然，这并非冷漠置之，而是不过度关注。“他们需要相信，自己是通过努力得到这份工作的，而非因为自己是残障人士才得到了这份工作。其实他们的内心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脆弱，担心别人会对他们区别对待。”很多时候，这些员工并不是想受到什么优待，而只想被正常对待。
程子曾在残障社群中做过一个小调研，询问大家“和外界相处时，最受困扰的问题是什么”。在收到的129份回答中，选择最多的不是“对方不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”，也不是“被询问为何残疾”，而是“别人总觉得我过得很惨，对我有可怜、自卑的负面刻板印象”，以及“总被拿来当作励志的范本”。
程子认为，某些报道或文章，可能会无意中让人们形成对残疾群体的刻板印象，将他们视为需要同情和怜悯的对象；或者在他们取得成就时，过度赞美他们的自强不息。然而，这种看法忽略了残障人士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。
实际上，许多残障人士的生活并不悲惨，他们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工作、社交和享受生活。Cora的日子，可能比很多所谓的健全人过得还要精彩。除了在公司上班，她还自己写密室剧本，做活动策划，组织过几十场超百人规模的活动。几年前，她甚至还开过顺风车。佳雯工作效率很高，基本从不加班，每天下午5点后有大把的时间开启另一种生活。Cathy虽然日常下班有些晚，但也经常和同事们一起聚餐，庆祝周末。
在Cathy的印象里，同事和自己相处时并不会有什么顾虑。大家既不会回避，也不会特意关注她的缺陷。工作时就谈论工作，平日的闲聊也很自然。佳雯在部门的前台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一开始甚至做好了“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坐轮椅”的准备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大家来前台时从未提到过她的身体情况，甚至连惊讶的神情都没有。“公司里有不同肤色、不同民族的人，大家早就习惯了这种多元化的环境。”她还开玩笑说，自己算是白准备了。
在包容的环境中工作，是每一位行动不便人士的愿望。但现实并非乌托邦：企业是需要盈利的经济实体，而不是慈善机构；员工需要用劳动换取回报，而不是等待施舍。真正愿意接纳、平等对待残疾人的公司，该去哪里找？最关键的是，又有多少残障人士能胜任其中的工作？
要回答这些问题，不如先问这些获得“理想工作”的行动不便者，他们在工作之前经历过什么，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的。
程子发布过两个视频，向好奇的网友介绍自己的过往。很小的时候，她因为得了脊髓灰质炎而双腿无法行走。但在她的记忆中，童年并不是一片灰暗，而是难得的平静安乐。上学之前，虽然她很少能出去，但小朋友们可以经常到家里玩。
后来进入了小学，大家也都特别喜欢她，“每天下课都有一堆同学围在我的身边，跟我一起去吃饭，背我上厕所，课间还会把我带到操场看大家玩跳绳，做游戏，让我做裁判……我几乎充分参与了学校所有的集体活动。”温暖的环境和爱的滋养，是她自信乐观的来源。
Cora做过很多场活动策划，也与最初的兴趣有关。从小她就是班里的宣传委员，朋友都喜欢和她玩。每次去哪、玩什么，基本都是她拍板；活动内容也是她自己创新想出来的。Cora性格很外向、很自主，因为家人一开始就给她灌输“自己与正常人无异”的理念，该做什么事就自己去做，并不因为身体有缺陷就需要别人特殊照顾。
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成长一直充满欢笑。一向受欢迎的Cora，小时候也被别人欺负过，“他们会大声地问你，甚至嘲笑你，趴在地上看你的腿去哪了。”程子进入中学后，家人为她买了一把轮椅，从此她总是会收到同学们的“注目礼”，每次出行都如芒在背。老师专门找了几名女生照顾程子的生活，但被安排的友谊就像强扭的瓜，她们并不真正喜欢彼此，却还不得不待在一起。上了大学，陪护阿姨对待程子也并不好，甚至还经常抱怨、刁难她。
幸运的是，她们都接受了完整的教育，并且从未放弃。高考后，程子在本科读了英语专业，虽然这一选择当初是“权宜之计”，但她很享受学习的过程。“大学期间，每天早上做听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。只要一戴上耳机，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很干净纯粹，喜悦会从心里流淌出来。”她报了口译班，考下好几种翻译证，最后还读了翻译专业的研究生。
但她的求学生涯中，也不乏“惊险的一跃”。能走进普通的课堂，其实源于一场偶然。一开始，程子并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上小学，而是在家读书。7岁时，一位老师到家里做客，发现程子自学的课本恰好是她正在教的，就这样把程子带到了自己的班上。“如果不是遇到了她，我无法想象此刻自己会在哪里。”程子说。
她还记得自己高考的那年，基本看不到残疾人上大学的新闻。她选了一所分数高出投档线分的学校，父亲还多次和学校打电话沟通确认，因为他们担心，学校会因为程子的身体情况而拒绝录取她。
享受和普通人一样的教育权利，对残障人士而言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，全国普通、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14.54万人；而根据残联公布的数据，同年残疾考生入读本科、专科（高职）合计仅有28347人，占总人数的0.28%。与此同时，截至2022年底，中国残疾人共有8591.4万人，占总人口的6.16%。
“读书的时候，任何事都可能打倒行动不便的人。家境不好供不起学业，或者被同学歧视，甚至因为在学校没法上下楼梯、正常上厕所，有些人就辍学了。”Cora说，自己认识一个叔叔，因为残疾甚至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。
在她看来，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，受到和正常人一样的教育，这是行动不便者找到好工作的前提。“毕竟就业是要靠学历说话的。不能说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关怀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岗位，而是自身的能力要达到公司的要求。”
Lucas也很赞同这一观点。并且她欣喜地发现，社会确实是在进步的。她的儿子上一年级时，有一天放学回家，说同桌是一个戴人工耳蜗的小朋友。“一开始我有点惊讶，以为这样的孩子都会去上特殊学校。但后来我了解到，普通的学校其实是可以接收这样的孩子的。”
因为小男孩比较调皮，Lucas告诉儿子不要乱动同学的耳蜗；同时，Lucas也教育他把同桌当作正常人对待：“他需要戴耳蜗，就像你有近视眼需要戴眼镜一样。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，都有自己的特点。”儿子欣然接受了，也和同桌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
后来，Lucas和那位孩子的家长交流过。妈妈说，孩子一岁多时去医院检查，发现是双耳全聋。除了做人工耳蜗，他还很辛苦地接受训练。通过努力，孩子上了普通的幼儿园，现在进入了小学。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“困”在特殊的环境里，只用手语而不开口说话，或是受什么特别的照顾。她只是想让孩子和周围的人一样，能融入正常的生活。
现在，这也许不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。疫情时，Lucas陪儿子在家上网课，她看到老师也会让这个戴耳蜗的小朋友回答问题。虽然他有些口齿不清，但班里所有人都安静地听着，没有奇怪的反应。那一刻，Lucas觉得，平等和包容，从一句司空见惯的口号，具象成了真正的言传身教，“我想，如果戴耳蜗的小朋友可以，那么坐轮椅、拄拐杖的小朋友，也一定能和普通人一样走进课堂。”
类似的事情，也在企业鲜活地发生着。Lucas就职的公司曾与一家咖啡店合作，邀请几位残疾人咖啡师教大家做饮品。Cora在Diversity部门工作时，组织过残疾人日的活动，用精心制作的手绘画册，向所有人科普“与残障人士交往的正确打开方式”。程子曾回到先前任职的公司，看到他们在推动“一只鞋计划”，让有需求的肢体残疾者只花半价，就可以买到单只鞋。去年，他们还在全国30座城市推出了轮椅导航服务。
职场和社会，正向行动不便者张开臂膀。虽然无障碍的路还很长、很远，但程子相信，“时代的浪潮来了，这样一个世界会更好的。”